人的一生，无非做人与做事两个方面，大处看做人，小处看做事。做人要方，做事要圆。方，是规矩、是准则、是框架,它规定人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怎样做更规范。没有方，世界便没有秩序，便失去规范。圆，是通融、是弧线、是润滑。它要求人能适应，会变通。圆没有角，不会伤人，也不易自伤。没有圆，世界便失去润滑，便容易摩擦。方是刚，圆是柔；方是原则，圆是机变。方中有圆，圆中有方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以万变应不变。过分的方，刚愎自用，锋芒毕露，有勇无谋；过分的圆，唯唯诺诺，毫无主见，缩手缩脚。只有方圆结合，才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，才是成熟的标志。
方是做人之本，就是做人的正气，做人的原则和高尚的品质。做人不可以没有原则，原则是衡量对于错的尺度，每个人虽然所处的环境不同，文化层次不同，目标和理想也不尽相同，但是，人在社会中，就要明白什么事情能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，要遵守法律，要接受道德准则的约束。要有坚定的志向，不屈的气节以及待人的诚信。
屈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沉吟泽畔，投身汨罗江，九死不悔；陶渊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悠然南山，鸥鹭忘机，饮酒采菊；李白不甘摧眉折腰事权贵，挂靴而去，一代诗仙，直挂云帆济沧海；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；朱自清拒绝救济，啜菽饮水，呼唤国人，蔑视侵略；梅兰芳蓄须明志，不给日本人唱戏。他们选择了永恒的“方”正，高贵的气节，不媚上、不媚俗、不低头、不屈服，保持自我，不容玷污，顶天立地。纵观历史，无数仁人志士，就是具备这样的品质，才为后人缅怀。正是这种伟大的民族气节，流传千古，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。孟子的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正是这种高尚品质的写照。纵然谄媚诬蔑视听，也不随其流扬其波，这是刚“方”的选择；纵然马革裹尸，魂归狼烟，也不后悔曾经的抉择，这是豪“方”的选择；纵然一身清苦，终日难饱，也怡然自乐，躬耕陇亩，这是雅“方”的选择；纵然苜蓿生涯，也向侵略者高声示威，宁死护国，这是强“方”的选择。做人就应当恪守“方”的原则，这毋庸置疑是世人所提倡的人生最高的路标。
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做人做事要有自己的准则，但又不可墨守成规，拘泥于形式，要有圆融处世、适应社会潮流的韧性。为人没有方，则会被视作软弱可欺，做事不懂圆，则会处处树敌。过方则固，过圆则滑。正如人走路，直走不行，就可以想办法绕过去。假若非要正路直行，那结果只能是撞在南墙上了。苏轼曰：“大勇若怯，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，大直若曲。”这句话正是一种恰当的人生策略，凡事应在方中立，圆中预。
圆是一种圆滑的智慧，是适可而止，是以言动人，宽容为怀，以和为贵。所谓网三面，留一面，凡事恰到好处，不可得寸进尺，要留有余地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，掌握分寸，把握好度，能屈能伸。适当的圆滑，是社会交往能力的体现。圆即是对所处环境有敏锐的判断，有很强的适应能力，所谓的圆，不是左右逢源，不是两面三刀，不是溜须拍马，而是适度的妥协，是大度的忍让。大雪压青松，青松适当的弯腰，雪滑落地下，从而减重压，更好的迎风雪。用很刚硬的雨花石撞击比它更刚硬的金刚石，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。《周易》语：“尺蠖之屈，以求伸也；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。”若是能像张三丰打太极拳——以柔克刚，先淡化自己的观点，察言观色，然后再慢慢让自己的观点浮出水面，岂不更好?胯下韩信，雪底苍松，宛若羽化之仙，知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
元朝统治者蒙古人曾经很虔诚的向南宋学习文化礼教，他们粗莽善战，刀光剑影染红了我国的大江南北，但是他们的文化却还停滞在野蛮时期。于是他们积极地学习，请了南宋许多有识之士来教王孙贵族礼教。一位南宋忠臣之后被请去，揆情度理，他是忠臣之后，自该效法于“忠孝”之士，狂奴故态，葵藿倾阳，宁死不屈。但他却不理会旁人说的“认贼作父，如蚁附膻”，竟然同意了。因此，自成吉思汗之后他们的霸气逐渐被磨平，到安定帝、天顺帝就没有了这种粗鲁野蛮行为，崇尚武力的性格，而彻头彻尾变成了一个态度和蔼、打拱作揖、炊金馔玉、绮襦纨绔的“公子哥”。蒙古人用武力独霸了中原，中原却用文化征服了蒙古人。正所谓“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……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“圆”滑且“方”正的处世策略。如果当年那个忠臣之后是个“不知好歹的家伙”，顶多也只是在青史上多留一个虚名。然而，今天我们用另一种眼光看当时蒙古人对汉族文化的崇拜与学习，感受到的却是一次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欣喜。
做人要方，做事要圆，两者要融合变通。然而，外圆内方，是以坚持原则为前提，外圆，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，而不是做人的态度，更不能失去做人的准则，更有甚者变了节气，更是失去了外圆内方的意义。汪精卫年轻时也是一名热血青年，他投身孙中山的同盟会，当时国内有种舆论，认为孙中山的同盟会里都是些远距离的革命家，躲在国外，住在小洋楼里，操纵国内的人流血牺牲去斗争，他们只是远距离操纵，一点不担风险。这样的宣传，让孙中山的威信大大下降。为了挽回影响，汪精卫从日本来到北平，准备刺杀清摄政王载沣，结果事情败露，汪精卫被捕了。被捕后，汪精卫一心求死，想用死来证明孙中山的人不是远距离革命家，他在狱中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：“引刀成一快，莫负少年头”，当时全国青年都广为传颂，弄得清王朝都不敢杀他，怕成全了他。载沣也被他感动了，还很赏识他，经常去监狱和他长谈，探讨人生和理想。汪精卫以前也是很有血性的，可是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变节投敌，成了中国的大汉奸，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汪精卫的变节，有其人生经历的因素在其中，亦是其性格的变化使然。然而，他身上所反映出的两面性，绝对不是方与圆的处世之道，失去气节，已经没有了方的本质。假如他铭记民族大义，用智慧巧妙的与侵略者周旋与抗争，那么他的名字必将记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里。
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，要方圆有度，该方时方，该圆时圆，才能做到圆润通达，得心应手。不可以过于方正，亦不可以过于圆滑，只有把方与圆的智慧结合起来，做到该方就方，该圆就圆，凡事力求恰到好处，便可达到儒家所提倡的“中庸”的境界。也就是现在人们所常说的，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，这就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。当然，要做到这一点，还是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修养的。 在生活当中明晰方圆之道、方圆交融、方圆并用、方圆互变的人生智慧，并知道何为做人之方，何为处世之圆，何时运圆以守方，何时持方以融圆，然后，对方正立身、圆融做人、圆中有方、方中有圆的为人处世技巧予以把握，才是真正的“方圆有致”，方外有圆，圆中有方，方圆相济方能所向披靡！
